自古以来，文人学者常与美食佳肴结缘。究其根源，无非是因食品文化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故。历史上很多名人如苏东坡、李渔、袁枚、倪云林、曹寅、曹雪芹等，不仅擅做佳肴美馔，还纷纷将佳肴美馔写入著作或收集成食谱流传至今。即便如大思想家、大文学家的鲁迅，在他少年时代写过的《戛剑生杂记》，也曾津
不少前辈学者也有此种爱好和余事，例如北京著名的风味小吃炒肝，便是老报人杨曼青先生（他在１９１０年为《北京新报》主持人）发明的。与此相仿佛的还有马叙伦先生。世人多知其为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，还兼擅古文、诗词、书法，殊不知他还是一个美食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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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叙伦（1884～1970） |
马先生的信仰诚如他自己所云是为社会“生死不计”，但他的兴趣却又是多方面的。从他早年出版的两种随笔集《石屋余渖》《续渖》中，可以看出他还是位美食家，擅治佳肴美馔。
听老辈人讲，二三十年代旧北京餐馆食谱中有三种以当时名人命名的肴馔：赵先生肉、张先生豆腐、马先生汤。而其中的“马先生汤”即为马叙伦先生所创。当时北平中山公园辟有茶座，分东西两路，东有来今雨轩，西有春明馆、长美轩、集士林、柏斯馨四家，匾额多为名人所题，如来今雨轩，先后有徐世昌、郭风蕙题匾。长美轩何人所题，已不可考。这皆为当时社会名流茗谈雅集之处。马先生常光顾那里的川黔馆长美轩，长美轩的名点有三鲜蒸饺、鸡丝面等，整桌的菜肴和零星小卖都很有名气，光顾者以学界人士居多。查《鲁迅日记》，鲁迅先生数次于此饮宴。其他如朱自清、林徽因、朱光潜等亦常至此。马先生看到那里菜烧的好，唯独汤不甚佳，遂将手创的“三白汤”制作方法告诉厨师，长美轩仿制后命名为“马先生汤”，到此品尝者无不称誉，以后便成为长美轩的名肴。
何为“三白汤”？三白者，即白菜、嫩笋、豆腐也。因皆为白色之物，故得此名。原料看似简单，做法却十分复杂。不但主料要选最好的，还要配以雪里蕻等二十余种佐料。此汤烧制后味极鲜美。马先生在《石屋余渖》中说：“……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，且可因时物增减，惟雪里蕻为要品……”看来佐料中最重要的是雪里蕻，别的尚可“增减”，惟此不可缺也。谈到豆腐，马先生认为“杭州之天竺豆腐，上海之无锡豆腐，皆中材”。而北平豆腐，他认为“亦不佳也”。他还认为“此汤在杭州制最便，因四时有笋也”。
据说，长美轩仿制的马先生汤虽然鲜美，但比马先生亲手所制“三白汤”的味道仍要略逊一筹。其中奥秘恐怕在火候、佐料配置上。因为“马先生汤”出名后，他曾云“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”，看来马先生认为长美轩的汤与他亲手调制的汤还是有差距的。现在中山公园里再也没有“马先生汤”了，人们也已不知当年还有这样一道“十客九饮”的镇堂名菜。可以说此汤已成“广陵绝响”了，因为如今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没有品尝过这道名肴。那时能在长美轩品尝“马先生汤”，而今又健在者，至少要有两个条件：当时有一定社会身份和应酬，还要年龄起码在二十岁左右。我认识两位老先生，一位刚刚故去的、年逾９８高龄的张中行先生，在他的《负曝闲话》一书中谈起马叙伦和“三白汤”，但他没有品尝过。还有一位是已故的南社老人郑逸梅先生，他一直居上海，１９９３年故去，享年９６岁。我与郑逸梅先生仅通函札，从未谋面，在其所著的《南社丛谈》一书中也提到过“三白汤”，但郑老也未曾品尝过。可见此汤盛名当年传遍大江南北，称之为“广陵绝响”并不为过。
马先生虽说可称是美食家，但据郑逸梅老人记叙，他平生最爱吃大蒜烧豆腐，并云：“色香味三者具备，且又价廉物美，大快朵颐。”据说他擅长的美肴还有蒸草鱼、蒸白菜之类，惜乎已湮没无闻。
马先生不仅擅佳肴美味，他的兴趣和余事还有书法、诗词等，亦皆可成家。我印象里他在建国后只出版过《马叙伦墨迹选集》，自书诗居多，人民美术出版社线装影印。印数极少，当时得者已可庆幸，今天则是只可与闻而不可见了。我只有一册马先生后裔所赠１９８５年重出的平装本，沈尹默写序。其小楷读之确如唐人写经，无怪沈尹默先生有“世冠”、“墨妙”之誉。马先生对自己的书法颇自负，尝云“环顾宇内，尚无敌手”；而对古人书法，则很少推许，如评赵子昂：“除侧媚之处无所有。”其实马先生幼时书法就有根基了。他在杭州读私塾时，同窗相聚比赛书法，他即被评为第一。
除书法外，他的诗词也是蔚然成家的。马先生颇庄肃，加上中年即已蓄须，愈显老气纵横。但他却极喜杏花，在北京居住时，每逢仲春，必去以杏花驰誉京华的大觉寺畅游，且必赋咏杏花诗，清新可诵，颇有清丽之气，如：“山中莫道无春色，门外家家有杏花”、“移来小宋尚书宅，染得环山十里红”、“风景依稀似故乡，故乡只少杏花香”……当然，此类诗句外人并不易见。
马先生虽然做学问一丝不苟，但他在北大讲课时，学生却并不惧他。有这样一则趣闻：康白情上课经常迟到，马先生严辞诘责，康辩解因所居太远不及赶到，马先生更严责道：“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？仅隔一条马路，三五分钟即可到达，怎能说远？”但康白情却回答：“先生不是讲哲学吗？彼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；先生不以为远，而我以为远哩。”面对这样的狡辩，马先生无辞以对，但也并不以为忤。
还有一件事值得铭记：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晚８时，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有关国旗、国徽、国歌、纪年、国都问题协商座谈会。时马叙伦先生任国旗、国徽、国歌方案小组召集人，他提议说：“新政府就要成立了，国歌目前一下子制不出来，是否可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暂代国歌？”虽然有不同意见，但终获大家同意，提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。至１９８２年，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据众多代表提议做出决议，确定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歌。中华儿女不会忘记国歌的词、曲作者田汉、聂耳，自然也不应该忘记马叙伦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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